从本章开始听第九天下午,祁同伟照例在花园里散步。
他已经不需要拄着输液架了,只是走的还有些慢。胸口的伤疤在愈合,痒,像有无数只小虫子在皮肉下爬。他穿着宽大的病号服,双手插在口袋里,沿着花坛边的小径一圈一圈的走。
老人又来了。
他还是坐在那个石桌旁,但今天没有带书。石桌上空荡荡的,只有几道被雨水冲刷得模糊不清的粉笔印。
祁同伟在他对面的石凳上坐下。
两人都没有说话。
花园里很安静,只有远处住院部大楼里传来的,那种模糊的、混杂在一起的人声和机器运转声。
老人先开了口。
他的声音很平静,像是延续着昨天的话题,但问题却像一把淬了火的探针,精准地刺向了某个具体的、幽深的角落。
“小伙子,我考你一个案子。”
他说。
“假设,有那么一个副厅级的干部,主管某个省的交通建设。他利用职权,在一次高速公路项目的招投标中,为他自己关系密切的一家私营建筑公司提供了便利,让这家公司顺利中标。这家公司为了感谢他,给了他一笔好处费,五百万。”
“但这五百万,没有直接给他。而是通过一个复杂的路径:先是打给了这家建筑公司在南方的某个分公司,分公司再以‘投资款’的名义,转给一家在特区注册的空壳贸易公司。这家贸易公司又通过一笔虚假的进出口贸易,把钱汇到了香港的一家离岸公司。最后,这笔钱从香港的离岸公司账户,分批、小额地转入了那个副厅级干部在国外留学的儿子的个人账户里。”
“整个过程,资金链条被拉长、打散、经过了三次清洗。你作为专案组的负责人,你怎么查?从哪里下手?证据链怎么建立?”
老人说完,看着祁同伟。
他的目光不再是昨天那种带着一丝欣赏的审视,而是一种纯粹的,不带任何感情的考较。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匠人,在掂量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,看它到底能承受多大的刻刀。
祁同伟知道,这已经不是试探了。
这是资格审查。
他没有立刻回答。他看着石桌上那些模糊的粉笔印,那是一盘被人下到一半的象棋残局。车马炮都被吃掉了,只剩下几个小兵,和一个被围困在九宫格里的老帅。
他开口了,声音同样平静。
“老先生,这个案子,不能从人查起。”
老人眉毛微微动了一下。
“哦?那从哪查?”
“从钱。”祁同伟说,“查人,对方有一百种方法可以串供、可以销毁证据、可以找关系施压。但钱不一样。钱走过的地方,一定会留下痕迹。银行的流水,是不会说谎的。”
“第一步,放弃国内的调查线索。把侦查重点,直接放在香港那家离岸公司上。”
老人问:“为什么?”
“因为那是资金的最终沉淀池。无论前面的路径多么复杂,钱最终都会汇集到那里。国内的三次转移,都是为了迷惑视线的烟雾弹,追着烟雾跑,只会浪费时间和精力。直接打蛇七寸,查那个香港账户。”
“香港有金融保密条例,司法协作程序复杂,怎么查?”老人追问。
“不需要通过常规的司法协作。”祁同伟的语速不快,但每个字都像经过精确计算,“通过公安部的经侦局,联系香港警方的商业罪案调查科,以跨境洗钱的案由请求协助。洗钱是国际公罪,香港警方有义务配合。我们要的不是冻结账户,只是需要调取这个离岸公司账户过去三年的全部交易流水,特别是和内地有关联的资金往来。”
“拿到流水之后呢?”
“拿到流水,这个案子就破了一半。”祁同伟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只有他自己能懂的光芒,那是前世他熬了无数个通宵,看了无数份卷宗才磨出来的经验之光。
“第二步,数据分析。把流水数据导入电脑,做两件事。第一,筛选所有来自内地的资金,标记它们的来源账户、时间和金额。第二,筛选所有流向国外的个人账户,特别是那些收款人姓氏与涉案干部相同的账户。”
“做完这两步,我们会得到两张表。一张是资金来源表,一张是资金去向表。然后,把这两张表放在一起,做交叉比对。”
老人没有说话,只是静静的听着。他的手指在石桌的边缘,轻轻敲击了一下。
“第三步,也是最关键的一步,是寻找时间差。”祁同伟说,“这类案件,为了规避风险,行贿方的资金转出时间,和受贿方亲属的资金入账时间,绝对不会是同一天,甚至不会是同一个月。它们之间,通常会有一个固定的、三到六个月的沉睡期。资金会在香港的账户上趴窝几个月,等风声过去,再转出去。”
“我们要做的,就是在来源表和去向表中,寻找那些时间间隔在三到六个月之间,并且金额能够大致对应的转账记录。比如,今年一月份,香港账户收到了来自内地某公司的一笔一百万。那么我们就重点关注今年四月到七月之间,这个账户有没有向国外某个可疑的个人账户转出过类似的金额。”
“只要找到一组这样的对应记录,资金链的闭环就形成了。有了这个闭环,我们就可以拿着它,去讯问那个副厅级干部了。那个时候,他会知道,他的底牌,我们已经全看到了。”
祁同伟说完了。
花园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
只有风吹过冬青树叶时发出的沙沙声。
老人那双锐利的眼睛,此刻正一眨不眨地看着祁同伟。那眼神里,震惊、欣赏、难以置信,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,最终,都化为了一种深不见底的激赏。
他刚才描述的这套侦查方法,在1997年的今天,堪称天方夜谭。它涉及到的跨境协作、数据建模、行为心理分析,是国内反贪领域十年后才开始逐步探索的东西。
而眼前这个年轻人,这个在基层只干了三年的年轻人,却把它说得如此清晰、如此理所当然,就像在说一件一加一等于二的事情。
过了很久,老人缓缓的站起身。
他没有再说什么,只是对着祁同伟,深深的看了一眼。
然后,他转身,顺着花园的小径,慢慢的走了回去。
他的背影,在午后拉长的阳光下,显得有些萧索,但步子,却异常的沉稳。
第二天早上,老人出院了。
祁同伟在病房里,听到了走廊上传来的动静。护士长和几个护士,簇拥着老人的轮椅,一路送到了电梯口。
祁同伟没有出去看。
他只是坐在床边,看着窗外那棵梧桐树的枝桠。
大约十分钟后,他的病房门被敲响了。
笃,笃。
两声,不轻不重。
祁同伟起身,打开门。
门口站着的,是那个老人。他已经换下了蓝白条纹的病号服,穿了一身深灰色的中山装,熨烫得笔挺,脚上是一双黑色的布鞋。他没有坐轮椅,就那么站着,虽然身形瘦削,但腰背挺得笔直。
他的身后,站着一个穿着黑色夹克的年轻人,手里提着一个简单的行李包。
老人从中山装的内侧口袋里,掏出了一样东西,递了过来。
“小祁,我要走了。”
祁同伟伸手接过。
那是一张名片。
很简单的白色卡纸,质地偏硬,上面是烫金的宋体字。
字很少,只有三行。
第一行:最高人民检察院。
第二行:反贪污贿赂总局。
第三行,是他的名字,秦卫国,和一串北京的电话号码。
在名字的下面,还有一个职务——副局长。
祁同伟的手指,在接到名片的一瞬间,不自觉地收紧了。那张轻飘飘的卡纸,在他手里,却重如千钧。
最高人民检察院,反贪污贿赂总局,副局长。
前世,他花了二十年,用尽了所有的尊严和血泪,爬到了省公安厅长的位置,距离这个机构,依然隔着遥不可及的天堑。
而现在,这个机构的副局长,就站在他的面前,把通往那里的钥匙,亲手递给了他。
他抬起头,看着老人。
老人也在看着他,那双锐利的眼睛里,带着一种托付般的郑重。
“你的本事,不该埋在这个地方。”
老人说。
“那份发配你的调令,我看到了。梁家的手,在汉东伸得太长了。你留在这里,没有出路。”
“想好了,就打这个电话。来京城找我。”
说完,老人转身,向电梯口走去。那个穿黑色夹克的年轻人,对着祁同伟点了一下头,跟了上去。
电梯门打开,又合上。
走廊里恢复了安静。
祁同伟站在病房门口,低头看着手里的那张名片。
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照进来,落在那行烫金的“最高人民检察院”上,反射出刺眼的光。
他用拇指的指腹,在那几个字上,轻轻地,来回摩挲着。
他知道,那份来自省厅的,将他发配到岩台山区的调令,很快就会送到他的手上。那是梁群峰为他准备的绝路。
但现在,他的手里,握着另一条路。
一条通往京城,通往权力中枢,通往那个能让他亲手把汉东这张大网撕碎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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